华侨华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用和制约因素

曾少聪 李善龙

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
2021-09-18 22:08
发表于云南

Overseas Chinese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Roles and Restriction Factors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蕴涵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一理念倡导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加强合作以实现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人民共同努力，积极参与才能得以完成。华侨华人分布于世界各地，具有广泛的人力资源、全球性的华商网络、融通中外文化的优势等特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他们可以依托自身拥有的优势，在宣介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增进民心相通，参与和深化“一带一路”倡议，融通中外经济发展，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加强文化互学互鉴等层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不容忽视的是，中外国家关系、海外华侨住在国的国家政策和民族政策、中国对外政策和侨务政策的变化等是华侨华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

【关键词】华侨华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关系；制约因素

一、引言

自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提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以来，加强各国之间合作共赢的理念渐入人心，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首次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联合国“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首次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载入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标志着这一理念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此列为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在世界范围内，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逐渐被国际社会理解和采纳，成为应对全球重大危机挑战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共同价值规范。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来以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陈岳、蒲俜从构建国际关系、践行正确义利观、引领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入手，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渊源、现实基础和时代意义；李君如重点阐述了中国梦和世界人民的梦想是相通的，指出中国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战略眼光把握中国与世界，携手共建南南命运共同体。何英指出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对我国外交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核心。牟钟鉴则着重讨论了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蕴涵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认为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成就都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系列的重要智慧。

张春旺、张国雄、李明欢、李鸿阶、童莹以及陈斌、周龙等纷纷发表专论，分别从国际移民、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的发展、华侨华人拥有的优势、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我国的侨务政策等方面，阐述华侨华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得到国外学者的响应和认同。马丁·阿尔布劳在他的《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走向全球领导力理论》一书中指出：“这引出我从习近平著作中得到第三点启示。治理这个理念让我们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将中国、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组合起来。在全球治理被视为主要由国际金融机构一统天下的做法时，习近平的治理理念提出了全球事务中出现的严重扭曲状态。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这个星球面对重大问题，要求的东西远远不止于贸易的总体协定。习近平重申中国支持联合国，支持生态论坛全球会议，支持《千年发展目标》，支持联合国安理会。他说，中国属于一个互相交流、互相理解以便让文明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他呼吁与其他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实现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关于共同体的意涵，威廉斯指出，“共同体似乎从来没有用在负面的意涵，并且不会被赋予明确的反对意涵或具区别性的意涵”，而是着眼于“直接、共同关怀”。

本文拟从华侨华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有利资源、作用和制约因素三个方面入手，探讨华侨华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华侨华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遍布于全球的六千多万华侨华人作为我国与世界各国民间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是持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的重要力量，他们具有分布广泛的人力资源、全球性的华商网络和融通中外的文化优势。

（一）分布广泛的人力资源

中国的海外移民形成了华侨华人群体，他们广泛地分布于世界各国，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华侨华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华侨华人因数量庞大、人力资源丰富，能够助益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的华侨华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中国人大规模移民东南亚始于17世纪，盛于20世纪上半叶，历三波移民高潮。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移民及其后裔达1000万人以上。”“迄2007年，东南亚华人华侨总数约3348.6万。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入东南亚的中国移民及其眷属至少在250万以上。东南亚华侨华人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6％，约占全球华侨华人的73.5％。”东南亚虽然仍是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移民目的地之一，但中国新移民的空间分布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主要流向发达国家、薪酬较高的地区和商业机会较多的地方。据估计，当前世界上的华侨华人多达600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4000多万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有508万华侨华人，日本突破100万，欧洲和大洋洲等是华侨华人的重要移居地。

进入新时代，海外华人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华侨华人由原有的生存型移民转变为生存型移民和发展型移民并存，发展型移民的发展态势良好。华人老移民主要为先期以劳工身份进入移民国的群体为主，属于生存型移民，从事生计性经济活动，例如建筑、采矿、修路等行业，社会地位较低。为了谋取更多经济上的发展，华人老移民一般沦为劳工移民，以从事劳动密集型体力劳动为主。华人新移民是相对于华人老移民而言，主要又留学人员、非熟练劳动力、商务移民、劳务人员和非正规移民组成。华人新移民大多属于经济型移民、技术型移民或发展型移民，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较强的经济实力，受到移民国的尊重。华人新移民群体展现的是实力强大的中国国家形象，为世界输送优质的人力资源。据《国际人才蓝皮书：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2014）》，蓝皮书指出，目前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数量接近400万，近70％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在企业工作。其次是在教育机构工作，占比为19％。其就业逐渐从传统行业向新生物工程与新医药等新兴行业领域分散，并出现了大量跨行业专业人士。这些丰富的人力资源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宝贵人才库，也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重要资源。

（二）全球性的华商网络

华侨华人成为联系中国祖籍地和海外住在国的桥梁，这当中涉及国际关系、经济往来、社会交往、文化重建、族群互动、民间信仰和生活方式等研究问题。其中，经济往来依靠全球性的华商网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华侨华人扮演着重要角色。

华商网络深受海内外学者关注，具有跨学科、多元化和复杂性特征。具体而言，华商网络“是由海外中国移民根据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拓殖过程中产生的，并由华人的世界性移民、再移民扩展而成的。”华商网络的地域范围是全球性的，因此从广义的角度而言，“不仅仅包括海外华商网络，还应该包括华商个人、社团、企业与大陆范围的个人、社团、企业彼此之间形成的错综复杂的联系网络，同时也应该包括海外华商与住在国当地商人、企业、社团之间的关系网络。”根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有近100次世界性华人社团召开联谊会，涉及地域范围遍布全球，这些联谊会背后的组织者和支持者则大多是著名跨国华商。

自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广泛参与到华商网络的经济活动中，除参与到国际金融贸易，也参与到祖籍地经济建设事业。华侨华人通过侨汇、投资等经济手段与侨乡民众重建人际关系网络，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乃至政治资本，可以说海外侨胞支持侨乡建设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的交流和互动。这当中，尤以海外侨汇为主要的经济扶助支持。侨汇在闽南地区称为侨批。侨批作为闽南方言侨信、侨汇的俗称，在侨乡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侨批业兼有金融和邮政双重职能，属于为华侨和侨眷汇款送信的一类特殊行业。它在华侨华人旅居国外之后得以产生，是社会发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福建、广东、海南较为盛行。侨批业的产生和发展正是伴随着全球性的华商网络的形成和兴起。多数学者认为，华商网络的形成和兴起离不开儒家思想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华侨华人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正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与全球化背景下商业利益相结合的精英关系网络。在全球化背景下，华侨华人的华商网络呈现出跨国性、全球性、扩散性等特征。庄国土指出，东南亚的海外华商已形成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东亚华商网络。龙登高等人指出，海外华商企业的竞争力正在从利用中国大陆生产要素比较优势转向全球产业链中形成集群优势。可以说，全球性的华商网络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必要条件。

（三）融通中外文化的优势

作为海外民间力量的重要组成群体，华侨华人因具有人数众多、分布广泛、实力强劲、双重文化角色等特点成为中华文化融通中外的传承者、传播者和实践者。颜清湟指出：“独特的中国方言和中国教育制度加强了中国价值观和习俗的稳定性，中国移民具有一种中国的不顾新水土和经济环境都要保持中国的每一样东西的强烈愿望。”

华侨华人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依靠的资源，主要为华人社团、华文媒体和华文学校等载体。华人社团是“华人自愿结合的非营利性的合法团体”“与中国大陆的社团一样，海外华人社会社团成立的目的也是互助、慈善施予、保存中华文化和加强团体认同。”华文媒体作为华侨华人的重要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传播的重要渠道，“一种华人社区制度机制，它是华人社区思想文化制度的创新形式”。华文学校向来有在华侨华人所在侨居地弘扬中华文化的传统，在传承中国语言文化和传播中华文化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华侨华人积极融入住在国的同时，也为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权、解读和阐释中国的外交和侨务政策、介绍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发展模式发挥作用，加强和扩大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华侨华人具有融通中外文化的优势，也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自然延伸。“华侨华人既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基因，又汲取住在国文明、文化营养，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华侨华人文化。这一文化具有明显的跨文化、跨地域特点，使得华侨华人能够自由游弋在两种文化之间，成为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沟通的桥梁和使者。华侨华人所具有的双重文化浸润优势，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促进中华文明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互见。”作为国际间文化交往的有效补充，华侨华人利用其独特的身份优势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合作共赢。

三、华侨华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

习近平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强调：“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祖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广大海外侨胞的功绩。”“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这个伟大进程中，广大海外侨胞一定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华侨华人同样可以发挥它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宣介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增进民心相通

王赓武说：“中国正准备在其2000年历史中第四次崛起，但是这次崛起将给中国带来比以往更多的挑战”。国外学术界不乏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崛起后的战略表达的观点，他们指出中国所倡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将会对现行的国际秩序造成冲击，认为中国正试图将国际秩序中国化。这些论调的出现，主要源于“西方中心论”、中西之间的文化差异、中西学者之间的知识背景和立场差异等因素。准确、客观地解读、阐释、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需要官方渠道通过各种正式途径来解决，也需要充分利用和借助各种非正式渠道来积极宣介，促进和融合中外之间的认知对接，进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好为国际社会，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接触和认可。

华侨华人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资源，他们拥有双重文化的优势，可以依靠华文媒体、华人社团和华人精英等各种重要载体来宣介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在于推进全球化，为国际合作共赢搭建平台，促进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的合作交流，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发展共赢是命运共同体在发展过程中内生的一种共同的伦理目标，内涵着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必然是惠泽众人，福利全体的，所有成员都是赢家，没有那种‘你赢我输’或‘我赢你输’式的‘零和状态’。”它秉承的是双赢、多赢和共赢的价值观念。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要极力实现“周边一家亲”，而且要构建“天下一家亲”。华侨华人，尤其是各种专业人才在理解和领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后，依靠自身的各种重要载体，可积极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价值特质等内容。已有研究都表明，华文媒体、华人社团等能够积极推动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建设。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分布广、数量多、发展快的各种新旧媒体来客观、全面、正面地报道中国，批驳各种不当甚至荒谬的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舆论，促进当地主流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和评价更为合理和理性，进而或显或隐地影响住在国的舆论。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与中国新闻社建立业务联系的数百家海外华文媒体，80％以上开设了新冠肺炎疫情专题、专栏、专版”。中国的一些官方主流观点在“巴西《南美侨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菲律宾《联合日报》、泰国《星暹日报》、柬埔寨《华商日报》《柬华商报》、印尼《印尼商报》等多家境外报纸落地，并通过境外社交媒体平台摘发观点式言论，对境外舆论起到了引导和平衡作用”。

华侨华人不仅能够在宣传和介绍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他们本身也在践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华侨华人本身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践行者。“中国海外移民最显著的特点是民间自发的移民活动，走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道路，而不是走帝国主义的道路，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可以说，华侨华人移民史，本身就是一部华侨华人与其他世界各族人民和平相处的历史。二战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兴民族国家的独立，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主动地、被动地由落叶归根转向落地生根，海外华人社会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从以前的移民社会逐渐转变为定居社会。他们日益融入当地社会，促进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福利等事业发展。他们积极参与住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项公共事务，加强与其他各族的交流和交往，日益关心侨居地的社区的集体性活动，不断回报当地，不断彰显华侨华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当地社会的认可和肯定。在此次抗疫过程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此次抗疫中华侨华人最引人注目的贡献”、“海外华商在支援祖籍国和参与住在国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无私奉献精神和宽广的胸怀。”华侨华人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服务事业，回馈当地社会，融入主流社会，能够增进民心相通。

（二）参与和深化“一带一路”倡议，融通中外新发展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涉及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长远规划，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重视。已有的研究表明，华侨华人是推动和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他们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的参与者、建设者和促进者。华侨华人“以利益关系相嵌入的跨文化移动存在于更深层次的‘一带一路’互信互通互助的‘五通’之中，而不仅仅是浮于表面的文化标识。华商网络因具备五缘（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的特点，在其住在国开展各项合作上具有天然的优势，更容易快速对接自身的商业网络资源并达成意向。”华侨华人因自身全球性的跨国网络，他们能够为中国和住在国的经贸往来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他们可以在中国和住在国之间的产业对接、资本对接、网络对接、技术对接、市场对接等层面牵桥搭线，发挥自身积极的作用，带动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和“一带一路”倡议互动建设，共同发展，推动中国、住在国和自身实现三者共赢。

当今世界，受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民粹主义思潮等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经济全球化转型，亟需重塑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建构新发展格局，建设新征程，需要中国充分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显然，华侨华人能够成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汇聚侨海力量，以侨为桥，助力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引导侨商助力我国国际供应链建设，推动全球消费品大集成；以侨引外，创新国际合作开放模式，推动国际合作产业园等涉外开发区建设；以行业协会、专业商会为主体，加快与对口的海外专业性社团、华商商会对接，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实现产业集群对接；灵活应用原产地规则，与侨胞聚集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解决能源、资源合作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华侨华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以其一定的经济实力、广泛的人脉资源和丰富的智力资源，他们可以充分发挥全球性、跨国性、灵活性的华商网络，为重塑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中国提出的新发展格局，能够为华人网络效应的发挥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东南亚华人网络无论在人口规模还是经济实力在该区域都占据突出地位，……华人社团可以凭借其广泛的社会关系、人脉关系进行政治游说，助力双边政策对接。”华侨华人可以在全球医疗合作、全球卫生治理、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技术交流和合作等方面为融通中外新格局继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进而也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条件和空间，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个以华侨华人为桥梁和纽带的命运共同体，有利于实现中国、住在国和华侨华人的三者利益相互统一。

（三）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加强文明互学互鉴

习近平主席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学互鉴，实现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深入发展，习近平主席对华侨华人的作用给与充分肯定和殷切期待。习近平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强调：“希望大家继续弘扬中华文化，不仅自己要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且要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实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环境。”

华侨华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传承者、传播者和实践者。人口流动是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学互鉴的重要动力。不同民族、不同族群在跨界流动过程中，既可因文化差异导致文明冲突，也可在交流互动中实现文化共生。在全球化浪潮中，人口跨国频率提高，深度扩展，不同文化的接触和交流越加频繁，文化之间因宗教信仰差异、价值取向不同，行为规范各异、民族心理不一等都会带来摩擦和冲突，也可因文化之间的共享性、包容性、趋同性而逐渐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部分融合，多元共生。不同文化可以在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中实现求同存异，实现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是文明多样性，这种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

作为中华文化的民间使者，华侨华人在侨居地传播并弘扬光大中华文化。他们通过华文媒体、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华人庙宇等重要载体来传承、传播和再生产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具有开放性、中和性、兼容性和汇通性，易于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也易于与其他文化实现和合共生。华侨华人不仅在侨居地积极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而且将中华文化嵌入到当地的历史发展脉络、文化传统中，对中华文化进行文化再生产，大力弘扬海外华人文化。中华文化是海外华人和华人文化的根，但是海外华人文化并不等同中华文化，而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汇其他各种类型的文化，尤其是所在国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不同的自然的、人文的环境下生成和发展。”令人熟知的娘惹文化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在与当地社会马来文化接触、碰撞、交流过程中实现融合发展的结果。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关注度和接受度得到不断提升，在不少国家，春节等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认可和喜爱，与华侨华人大力参与、支持和配合紧密相关。比如，日本新兴的春节祭品牌共同体的生成和建构，离不开广大日本华侨华人的积极参与、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作者认为，节庆仪式品牌将华人族群和日本市民、中国社会和日本社会联系在一起，并相互影响结成多元关系网络即品牌共同体；两国民众及地方政府通过品牌共同体的实质性交往和对话，培育了中日友好共同体意识和共生共荣的良性合作关系。华侨华人能够依托自身的各种重要载体，不断促进中华文化和侨居地文化之间的文化互学互鉴，甚至构建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命运共同体”。

四、华侨华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

必须充分认识华侨华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积极挖掘他们各种现有的和潜在的各种资源。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理性、客观和合理地看待他们的作用，需要认真分析、研讨和总结华侨华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所存在着不足和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和不足既有客观因素使然，也有主观因素制约。

（一）中外国家关系的影响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非永恒不变的，而是处于动态变化的。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动和践行，主要依靠的是中国政府和其他各国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层面的接触、交流和对接。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尤其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受制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边界问题、文化差异尤其是宗教信仰差异、外部大国势力的干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受到国际和区域局势的影响和制约，尤其是美国的“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极力抹黑“一带一路”政策等来试图遏制中国和平崛起。这些影响因素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能够构建稳定、友好的外交关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是理解海外华人社会当前和未来发展变化的重要变数。华侨华人，作为祖籍国和住在国的“夹心”，本身就受制于双方关系动态变化的影响。面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变动关系，他们本身是无法、无力解决，更多的是因时而动，因势而为，顺势而行。

近现代的华侨华人的发展史，本身就是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动态变动下的发展史。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保持良好关系会有助于他们在住在国的生存和发展，会更加助益于他们在祖籍国和住在国的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扮演好民间大使、友好大使的角色。中国和华侨华人住在国处于恶化的发展态势，很大程度上会限制于华侨华人发挥自身的作用。“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华人问题的必然性，尤其是当‘中国威胁论’在一些国家当政者思维意识里凝固的时候，华人在居住国就不时遭到与之相关的迫害和麻烦。”充分发挥华侨华人友好大使的角色，应置于国际关系下去理智地分析和客观地对待，既不能夸大他们的作用，也不能弱化他们的努力和贡献。

（二）住在国的自身环境变化和民族政策的调整

华侨华人身处不同国家，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差异显著。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其所采取的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和民族政策也会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住在国的政局是否稳定，社会是否动荡，经济是否发展，制度是否公平，文化是否包容，民族政策是否宽容，这些因素都会对华侨华人在当地是生存和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也会对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就海外华人特征而言，由于该群体独立于祖籍国之外，属于居住国少数民族，因而其民族主义的缘起一方面取决于祖籍国的情感动员，另一方面其可以动员的广度与深度皆与居住国的民族政策息息相关。”作为住在国的少数民族，海外华人会优先考虑自己在住在国的生存权和发展，他们会充分关注和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与当地民族政策相适应，他们的行为是否会引发周边其他人士的认可和支持，毕竟并非每个国家所采取的民族政策的都是宽松、包容和多元的。

已有的不少研究表明，住在国的民族政策的调整都会对海外华人在参与和推动中国的建设和改革事业，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住在国的少数民族，除了新加坡之外，海外华人在一些国家还受到歧视，受制于他们的政治参与度不高等因素影响，他们在当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会受到或显或隐，或多或少的限制，生活和生存环境也不是那么如意。对于他们而言，他们该以何种姿态、投入多少热情和精力、在情感和利益中如何权衡，他们必须将自身置于所侨居的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大环境中进行综合考量，且他们难以以真正意义上的当地“国人”的身份和地位参与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项伟业中。如何更好理解华侨华人移居地的政治和民族关系，是值得积极关注和高度重视问题。

（三）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侨务政策变化影响

作为祖籍国，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和侨务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关系到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他们与中国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也关系到他们在中国和住在国之间能否更好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中国的侨务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中国侨务政策的调整和转变，与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时局紧密相关。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中国侨务政策演变对华侨华人参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影响。赵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侨务政策经历了四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拨乱反正、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为经济建设和科教兴国服务、21世纪初到党的十八大：为中国走向世界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时期，侨务政策呈现出了灵活、合理的特点。侨务政策强调和充分华侨华人的“友好大使”或“民间大使”的角色和作用，积极利用侨智侨力来推动中国的发展，实现中国现代化进程；同时，又充分尊重和维护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践行对华侨华人的道义责任和情怀关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一系列举措来加强与海外华人社会的联系。比如，采取各种举措鼓励、扶持和发展各种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和华为媒体。中国政府成立“华文教育基金会”，加强海外华文教育，大力建设孔子学院，构建中国、住在国和海外华人社会之间的联系不断强化。同时，大力开展文化交流工作，加强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认同，增进住在国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提升华侨华人形象和中国国际形象。“文化中国·四海同春”等项目就是近些年文化交流中比较成功的知名品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侨务政策，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在语境的沟通上，都面临着东南亚国家政府人士和华裔学者的连续质疑。”当前，复杂的国际关系变化使华侨华人参与“十四五规划”，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依然面临着质疑。如何从制度、政策等层面引导华侨华人更好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在深入调研和丰富研究基础上来思考和规划侨务工作。

（四）各国侨情不同，华侨华人认同多元化

华侨华人的足迹虽已遍布世界五大洲，但各国侨情不同。华侨华人地区分布不平衡，数量差异显著，各国华侨华人的综合实力差距明显。东南亚地区为传统的华侨华人的传统聚集地，欧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为新移民主要的住在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人社会都处于转型期。在华侨华人分布最为集中的东南亚地区，在阶层分布、行业分布、经济实力、知识水平、融入程度也是差别明显。海外华人存在着人数不定、新旧移民实力不均衡和参与热情不一致、海外华人自身身份认同多元、政治立场不一甚至对立等诸多特征。华侨和华人有不同的政治和国家认同，尽管他们中不少人对中华文化保持较高的热情和正面态度，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土生土长的华人出现了“再华化”现象。海外侨情发生了种种新变化。

面对海外侨情发生的新变化，呈现出来的新特点，要求中国侨务部门等相关部门应该认真分析，因地制宜得采取手段和方式来理智、客观地分析和发挥华侨、华人，甚至港澳台同胞他们在践行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作用，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也不可想当然认为华侨华人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的民间使者。“由于生活国度和思想认知的不同，要客观认识和尊重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性，他们可以是‘中国梦’理念的接受者，也可以不是政治领域的主要践行者。”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华人均已成为居住国的公民，他们认同住在国，效忠住在国。他们在参与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并非纯粹出自对祖籍国的情感追求和认同，会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考量。他们参与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愿、动机和努力程度自然也会差异显著。同时，不少国家以华裔新生代为主体，他们与祖籍国的联系有待加强。不少华裔新生代对宣介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兴趣不高，甚至毫无兴趣。对于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们或者积极参与和支持，或者被动参与和“搭便车”，或者保持中立，视情况而定。这些都对我们发挥华侨华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带来很大的挑战，也对我们的侨务工作提出了不少新课题，需要在深入的调研、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客观看待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华人群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能够扮演的角色，差异化对待他们所能发挥的作用。

五、结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面对时代之问给出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它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繁荣、推动文化互鉴、优化全球治理等方面，都将发挥引领性的作用。为了实现这样一个长远目标，需要动员、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华侨华人作为重要的民间力量，他们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华侨华人依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可以依靠形式多样的华文媒体、融通中外的文化优势、充满活力的华人社团、极其丰富的智力资源来宣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且在经贸往来和文化互鉴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诚然，因华侨华人并非完全以住在国的“国人”自居，他们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会受到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既有他们难以改变的外部环境，如中外关系、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侨务政策，以及住在国的大政方针和民族政策等；也有自身的主观因素，比如他们参与的意愿、参与的动机等。这些共同构成了华侨华人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阻力，成为制约华侨华人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和实事求是地看待华侨华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既不要夸大、也不要弱化他们的作用。

Abstraet: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dvocat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It advocates that all countries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s of other countries
while pursuing their own interests，an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to achieve win-win results.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s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people of all countries. Overseas Chinese are distribute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ich human resources，the global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 and the advantages of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making them an important force i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elying on their
advantages，overseas Chinese can play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mproving th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participating and implementing the“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foreign economic development，inheriting and disseminating Chinese culture, and strengthening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What cannot be ignored i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the national and ethnic policies in the countries as the residence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changes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policies are the restriction factors for the rol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overseas Chinese;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striction factors

【作者简介】曾少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基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海外侨胞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AMZ015）、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重点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研究”（2021－GMA－003）阶段成果。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